1981年8月8日清晨，台中清泉岗基地跑道灯光尚未熄灭，一架尾号5361的F-5F正等候滑行。副座中尉许秋麟系好肩带，前座少校考核官看了一眼高度表，指针归零股票配资之家，那一刻他心里早已为自己标定了另一条航线——向西。
发动机推力拉到百分之九十，机身猛地一颤便窜上云端。穿出层云，台湾海峡在晨光中像一道银带，黄植诚注视良久，突然想起父亲在广西横县的老屋和母亲反复提到的成都巷口，熟悉却从未触碰。
1952年1月，他出生在台北一个空军家庭：父亲将官，二哥少将，姐夫中校，全家名字里都带一个“空”字样的期许。飞行对别人是职业，对他更像家规。1973年，他以优异成绩从“空军军官学校专修班”结业，被分配到第五联队。五年后完成2100小时驾时，胸口已挂起少校徽记。
一次战史课改变了他的世界观。课本上写着“十年剿共歼敌四亿”，他举手：“老师，这个数字怎么算？”讲台上的军官脸色僵硬，“少问！按书念！”随即罚他剃光头。黄植诚笑称自己“光头班长”，却在心底留下一个问号——若数字荒唐，何以令士兵赴死？
后来的春节联欢晚会上，空军副司令将一把刻花指挥刀亮到舞台中央，奖给“首位击落大陆米格机者”。台下掌声热烈，他却只听到刀身寒响，暗暗生出“同胞相残”的悲凉。
念头一旦种下，便开始发芽。作为考核官，他频繁申请训练飞行，熟记东海防空雷达排布，甚至精确计算从云顶到福州机场所需最小油量。机会终至这天。
爬升完毕后，他故意对许秋麟说：“仪表飞行，关暗舱灯。”机舱顿时一片漆黑，只有荧绿仪表在胸前闪烁。几分钟后，战机已越过“海峡中线”。许秋麟察觉异样，大声询问。黄植诚平静回应：“兄弟，咱们去大陆，我保证你安全。”
“家都在岛上，恕难从命。”许秋麟的回答透着为难。黄植诚没再劝，调转机头把战机压到超低空，贴海飞向东引岛，让许秋麟跳伞。完成这一步骤时，油表只剩不足三十分钟燃油。
返航路线立即改向福州，途中他用机载电台呼叫“八一九”，按约定用机翼轻晃三次作为识别。我军地面引导发出绿色信号弹，9时28分，5361号轻轻落地。机门开启，地勤人员将一面红旗递给他，他喊了一句：“总算到家了。”
四天后，福建军区礼堂座无虚席。表彰令写得简洁——奖励人民币65万元，任命红军航空学校副校长。那年此款可购粮票六十多万斤，分量可想而知。
1982年春，黄植诚在一次民航培训活动上遇见空姐马红。她说话爽朗，喜欢听他描述战机俯冲的轰鸣；他则被她举手投足间的自信吸引。半年后，两人步入礼堂，来宾中不乏军区首长与行业专家，礼炮声盖过掌声。
婚后第二年，他把奖励金陆续捐出：成都一所乡镇小学一万元，宋庆龄基金会一万元，余款用作贫困飞行学员助学金。有人问他：“为何不留点给孩子？”他说：“钱能再挣，信念只此一次。”
十四年间，他曾任空军某航校少军衔、副总工程师、全国政协委员。闲暇时跑遍广西河池、广西百色和川西平原，只为桥头巷口那碗过桥米线或一份二姐兔丁。因为对饮食的执念，他与朋友在北京开了家台湾菜馆，“飞虎排骨饭”成了招牌，门口还挂着一枚退役后的机轮，象征“平安着陆”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黄植诚驾机返乡的消息，不仅让岛内高层震怒，也在军中悄然发酵。同年秋，林贤顺等人开始私下研究飞行航线；1993年，多名飞行员先后抵达大陆，外界称其为“起义潮”并非夸张。
退役后的黄植诚继续在民间奔走，两次牵头筹办“两岸飞行学校”，引进基础教练机，引导学员从滑翔开始理解空气动力。常有人拿他当“成功学”案例，他总摇手：“若真要成功，先把‘同根同源’四个字记牢。”
从起飞那一刻到今天，许多细节已被时光冲淡，但5361号战机定格的瞬间仍被历史相机牢牢捕捉。它不仅改写了一个飞行员的命运，也让两岸天空多出一条用勇气和乡情绘就的航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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