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张学良第一次见赵一荻炒股配资之家,是1928年夏天的天津英式舞会上。当时他穿灰色英伦西装,赵四小姐一袭淡紫色绸裙,灯光一晃就认出来——那姑娘眼神里藏着不服输的倔劲。对面一位海军军官打趣他:“少帅,看走眼就丢人。”他只笑了笑,把舞票递过去。
舞会结束,他约她次日去香山饭店打球。球杆挥出去,草叶飞起,她没接住,球掉进沙坑,气得跺脚。他随口说:“球能挖回来,人也是一样。”这句半玩笑的话,后来成了他对这段感情的注脚——偏执、直接,却又带几分漫不经心。
两个月之后,他让随从备专列,请赵家人“同意”女孩北上。赵父嘴上答应,转身登报声明,以示“与女儿决定无关”。这样的硬桥硬马,直接把“私奔”两字推到舆论风口。奉天军政圈讥笑、家族长辈震怒,可舆论并未让两人收手。张学良说那阵子压力山大,却“更觉痛快”。
1931年“九一八”之后,少帅被视为东北失守的代价人物,国人骂声铺天盖地,蒋介石却拉他入中央,此后又因为西安事变将其幽禁。幽禁初期,他还能提笔练字,写马、画松;一年多后,空虚如鲸吞噬心智,他才写信把赵一荻召来合住。于凤至此时远在欧洲治病,不少旧友替她抱不平,可她留下一句:“各安其心。”
时间进入上世纪五十年代,夫妻俩已被迁至台湾北投。戒严,警卫,铁门,高墙——外界把他当历史符号,他却在庭院里给赵一荻种玫瑰。午后阳光下,他拿把钳子修枝,“汉卿,小心刺。”她递创可贴,还不忘提醒他戒烟。有人调侃堂堂少帅成了“园丁”,他笑答:“园丁也有指挥刀,叫剪枝剪刀。”
1964年,张学良突然想受洗入教,宋美龄一纸建议摆到他面前:必须先与原配于凤至解除婚姻。赵一荻劝他慢点决定,“汉卿,你这样做,大姐会难过。”他摇头:“规矩如此。”那封迟来的离婚请求信寄往纽约,半个月后,于凤至复信,“让他安心”。字迹稳健,情分却在句间流走。
签字完成的那天,张学良用钢笔在文件上划了一个并不工整的“汉卿”二字。文件入档,他在屋内转圈,茶水凉了又续,不到傍晚就对赵一荻说:“办完了。”对方只是淡淡一句:“走,我们去做礼拜。”没人提“婚礼”二字,彼时两人都过了知天命之年,仪式感显得多余。
1993年秋,赵一荻在浴室摔倒,右侧肩胛青肿,随后咳嗽不断,切片报告写着“肺部恶性”。手术那天,张学良守在门口,他对随行护士低声嘟囔,“为什么要麻醉?她胆大得很。”生死之关扛过去,她却再没碰过香烟。
六年后的复诊更不乐观,需要长期氧气维持。做礼拜时,她的轮椅后挂着两个银色氧气袋,仍强撑着唱完赞美诗。张学良坐在她侧后,“她唱得准,比我准得多。”人却愈发瘦削。
回到2000年6月22日。医生关掉监护屏,道,“家属可入内”。张学良被人推到床前,攥住她右手——那只曾在绿茵上握球杆、在生活里握剪刀也握过香烟的手。镇静剂让她毫无知觉,他却一遍又一遍摸她腕上静脉,仿佛还摸得到微弱脉搏。两个小时过去,赵一荻呼吸终止。
“太太走了。”有人在他耳边提醒,他怔住几秒,泪水顺着皱纹滚落。他哽咽着重复:“她走了,我要把她拉回来……”话音沙哑,带着不属于百岁老人的执拗。

告别式选在檀香山华人教堂举行。礼堂铺白玫瑰,他穿黑色西服,袖口别一朵极小的紫罗兰,那是对方年轻时最爱颜色。读经完毕,他抬手,示意把轮椅推到灵柩旁,伸出手指在玻璃上点一下又一下,仿佛要在冰冷表面敲开一个出口。旁人不敢出声,只听他低低念,“她关心我。”
灵柩盖合,电梯缓缓下降。人群散去,阳光透过彩窗投下斑斓光影,落在轮椅上。张学良抬头望向窗格,似要辨认那片色块里是不是藏着那件淡紫色绸裙的影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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